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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留美学生与国家的对外交涉|莱博维茨、米勒

莱博维茨、米勒 勿食我黍 2021-12-24

清末留学幼童照片

作者|利尔·莱博维茨(Liel Leibovitz) 纽约大学传播学助理教授,Tablet杂志编辑

          马修·米勒(Matthew Miller) 作家,目前定居纽约




20世纪的前十年,袁世凯正春风得意。他从义和团运动的骚乱和屈辱中崛起,名声毫发无损,广受国人的爱戴。大部分官员相信,袁世凯的士兵是国内最训练有素的,继承了李鸿章“常胜军”之风,那些戴着头巾的强壮士兵,曾平定过太平天国运动。袁世凯与李鸿章相比:两人都自信满满,精通兵法,野心勃勃。李鸿章在1901年11月以七十八岁高龄逝世,逝世前这位不可战胜的领袖身体已变得非常虚弱,要由仆人从椅子抬到床上,气若游丝,说不出话来。袁世凯被任命接替李鸿章原来的职位——直隶总督,掌管首都北京。

自然,袁世凯是他的同僚中获此殊荣的第一人。历史上一般都由品德高尚之人担任此职。刚走马上任,袁世凯就立即把教育计划的学生召集到身边,并将曾在朝鲜和其他地方跟随过他的人纳入麾下。首先要召回的就是唐绍仪,他在袁世凯的提拔下担任过很多职务,包括天津海关道、北洋大学堂督办,以及处理外交事务的特派员。随后袁世凯撤掉了蔡绍基的北洋大学堂督办一职,任命他为外务部首席顾问。谁来接替蔡绍基掌管这所重要的大学呢?袁世凯想到了梁敦彦,他也曾担任过天津海关道台,并兼任京奉铁路总办。甚至容良,曾在十多年前中国舰队的惨败后便退出了公众视线,也被召回为国家效力。当这位“胡闹的强尼”收到袁世凯的任命函时,立即欣然辞去女子学堂的英语教职,走马上任,在梁敦彦所负责的铁路段担任交通经理。

当然,袁世凯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身份是一名军人,因此他需要一位军事专家,让他的军队训练有素。袁世凯问唐绍仪,他是否认识智勇双全、经验丰富,能够胜任此要职的人。唐绍仪说他恰好认识这样一个人——蔡廷干,儿时的伙伴都称他为“中国斗士”。袁世凯面见了蔡廷干,认为此人可用,便把这个重任交给了他。

不难看出是什么让这位袁寨里长大的将军看上广东帮和教育计划的毕业生们。这些学生在清教徒传统的新英格兰的清苦生活中成长起来。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体格健壮,富有责任感。更重要的是,袁世凯知道他们懂得怎样跟洋人打交道。

在义和团运动和随后的灾难性战争之后,洋人对中国构成了致命的威胁。70年的军事失利让中国变得虚弱不堪。进入20世纪的中国,军事装备极差,不足以抵御外敌威胁和入侵。英国觊觎西藏,法国登陆海南,日本和俄国蚕食满洲。袁世凯意识到,如果对这些列强吞并中国的企图不加以抑制,中国就会被瓜分。这点他非常清楚,因此他要求他的官员为一个目标努力:对洋人施以管束。

1904年唐绍仪奉命处理针对英国的外交问题。袁世凯授意唐绍仪,决不允许英国像殖民印度那样殖民西藏。因为忌惮俄国入侵喜马拉雅的这个小王国,英国在年初入侵了西藏,并试图在那里建立一个保护国。北京将此举视为对中国主权的一次粗野侵犯。清朝官员声称,19世纪中英共签订了四个条约,在每个条约中他们都声明,关于英国人进入西藏的所有问题,都需要中方允许。鉴于近期的事态发展而必须提醒英国人遵守条约,一个由唐绍仪率领的代表团开赴西藏拉萨,跟英国侵略者谈判。


一见到这些英国官员,唐绍仪就对柯曾(Curzon)勋爵心生厌恶,这位印度总督一直对中国人表示轻蔑,并拒绝妥协。因为柯曾拒绝让步,代表团的大部分人都觉得希望渺茫,但唐绍仪不这么认为。他在美国的时候已经知道:在民主国家,即使最专横的人也要受制于广大民众的意愿。他知道英国入侵西藏是不受英国选民欢迎的。他告诉他的朋友,时机对中国有利。这时唐绍仪也获悉,英国拉萨代表团里面有一位高级官员,基奇纳(Lord Kitchener)勋爵,是英国驻印度军队的指挥官,在殖民地的官阶仅次于柯曾。他一直强烈反对这次侵略,宁愿中国统治西藏。利用他的美式英语,唐绍仪抓住机会向基奇纳介绍自己。基奇纳很喜欢这位国际化的清朝官员,他们都是狂热的马术爱好者,也都喜欢中国瓷器。回到家后,唐绍仪收集了一批令人叹为观止的古代花瓶,他在跟基奇纳讨论过各个朝代艺术品的艺术价值之后,从中精选了几件,送给了这位新朋友。

来自英国国内的压力和基奇纳对这次入侵的不断反对最终让柯曾败下阵来。1906年中英签订协议,英国同意中国收回对西藏的主权。这是一次少有的中国民族主义的胜利。唐绍仪回到北京受到袁世凯的热情接待。袁将军高兴地说,唐绍仪的成就证明了如果中国能够强硬、灵活、坚决,就能屹立于最强大的西方列强之上。

但不是所有民族尊严的新表现形式都以这么大的规模呈现出来。这些毕业生中的有些人,如梁敦彦,反抗外国压迫的斗争就很微妙。一些中国官员毫不犹豫地向欧洲人行叩拜之礼,并屈服于他们的命令,而梁敦彦却表现得非常严厉和不卑不亢。有一次,一位英国高官的儿子被怀疑利用火车走私炸药,运给当地的革命者,梁敦彦行使他作为铁路局长的职权,在火车站立即逮捕并拘留了这些人。英国领事对此提出抗议,梁敦彦的上司连连道歉,最后这些年轻人还是被释放了。但还很清楚地说明了一点:此后在梁敦彦所管辖的区域,再未出现过走私行为。

袁世凯很佩服梁敦彦这一点,梁敦彦是一个思想坚定,并知道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人。他召见了梁敦彦,想让他担任中国的外务部部长。让袁感到意外的是,梁敦彦竟然拒绝接受这一职务。

他告诉袁世凯,他的性格比较内向,不擅长与人交际、周旋,因此不适合担任这一职务。另外他认为国内事务比国际问题更为紧迫。如果袁世凯真的赏识他,那希望袁世凯能让他担任一个省级官员,在国内实施改革。

但袁世凯并不是能够接受拒绝的人。他简单地告诉梁敦彦,无论他情愿与否都必须担任此职。梁敦彦为此感到沮丧,但为时不长。上任后不久,他就遇到了一个国际问题,这个问题很切合他对国内发展的敏锐思考。自从20年前回国后,他从未停止回想在哈特福德的时光,那是他一生中最快乐和最有意义的时光,赐予了他才干、技巧和魄力。就像之前的容闳,他相信中国需要把更多的人送到国外去,特别是去美国的学校。他以前负责采矿工作时,无处施展实现他的教育理想。但是在外务部,他或许能够发起一些有意义的项目。

梁敦彦在美国驻华大使里面找到了有合作意愿的人。他们认为可以使用一部分庚子赔款——中国被迫要支付给美国的赔款,派遣一些中国学生到美国的大学去学习。在起草这个新的教育计划时,梁敦彦建议在北京建立一所预备学校,在新一代的学生远渡重洋之前,培训他们的英语,以避免当年他和其他幼童初到新英格兰时、每当读错单词或者忘记端上的食物名称时所遭遇的尴尬和嘲笑。后来,梁敦彦建议成立的这所学校日后成了中国最负盛名的学府——清华大学。学校建成之初,第一任校长也是容闳教育计划的幼童——唐国安。


梁敦彦与美国人的商谈进展顺利,他准备前往厦门,代表政府迎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白色大舰队”,这支舰队正在环球航行,展示美国海军的力量。梁敦彦临行前,去紫禁城拜见了慈禧太后。他与太后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慈禧也特别喜欢严肃而能干的梁敦彦。她问梁敦彦跟舰队会晤后有何安排?梁敦彦毕恭毕敬地回答说,他要回广东给祖先扫墓,履行一年一度的尽孝仪式,然后再去看看他的老母亲。慈禧问道:“你母亲高寿?”年近半百的梁敦彦回答说,他母亲七十三了。慈禧笑着说:“那跟我岁数一样啊。”这个曾经冷酷地杀害了自己不少家人的女人,温柔地拔出自己的玉簪,递给梁敦彦,说:“代我把这个送给你的母亲。”梁敦彦深受感动,叩谢后离开了慈禧的房间。出发前,他还要做一件事。梁敦彦虽崇尚现代但仍尊重传统。他查看了《易经》,《易经》是一部玄学。预卜的结果是“临卦”,解释是“你会回到一个空巢”。这让梁敦彦大吃一惊。一路上他都在想这个卦的含义。

当梁敦彦忙于公务时,光绪皇帝竟然意外身亡。他还差两年才满四十岁。清廷匆忙宣布光绪帝死于一种慢性病,一名太医诊断后说他是自然死亡。但是一些清廷官员,精于小道消息并热衷于猜疑,衍生出了别样的故事。有些人说,光绪帝是被慈禧毒死的。他们说,太后老了,她担心如果自己死在她侄子的前头,那她死后就没人能够阻止他的改革了。有些人则说,光绪帝是被袁世凯杀害的。袁世凯意识到慈禧太后命不久矣,如果她和光绪帝都不在了,他自己就是这个帝国最位高权重之人,是理所当然的统治者。一个世纪以后,2008年,中国的科学家从光绪帝尸体上取得的头发中检测到,他血液中的砷含量是正常人的两百倍。现在已经真相大白,光绪帝是被人谋害的,可凶手是谁,已无从知晓。

第二天北京天方破晓,慈禧太后就在军机处召开了会议,商讨由谁来继承皇位。因为已故的皇帝没有子嗣,慈禧便从最高等的满人家族中挑选皇位继承人。她选定了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是她从前的情人荣禄的孙子,并将这个差两个月才满三岁的孩子取名为溥仪。溥仪的父亲将成为摄政王,慈禧将保留太皇太后这个名誉头衔。皇室继位的问题顺利解决,让慈禧很高兴,午餐吃了些梨之后便晕倒了。恢复知觉后,她宣告自己“身染重病,治愈无望”。她下诏总结了自己辉煌的一生,里面写满了“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这样的话。

弥留之际,慈禧发布了最后一道谕旨:“此后中国决不允许女人与闻国政。”然后便去世了。

获悉慈禧的死讯,梁敦彦很难过,但并不感到惊讶。《易经》的预言是对的:他真的要回到一个空巢了。

当整个帝国都在哀悼光绪和慈禧时,唐绍仪已经登上了去美国的轮船。因西藏谈判有功,他再次被分派了一个重要的外交使命,这次任命可谓深获其心。随着日本和俄国在满洲的持续扩张,中国试图阻止两国的侵略,于是袁世凯委派唐绍仪出访华盛顿。按照官方的说法,此次访问的目的,是感谢美国慷慨解囊,允许用庚子赔款来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然而唐绍仪的真正使命却是促使美国签署支持中国在满洲主权的声明,并投资满洲的发展。袁世凯希望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积极影响可以阻止其他列强来干涉这块清朝的龙兴之地。

唐绍仪满心希望奔赴美国。按照计划他要会晤美国总统罗斯福及国务卿伊莱休·鲁特。除此以外,他还想看一看他孩童时代所熟悉的美国风光。这是一次胜利归来:这位曾经忠于职守的学生,成为了自豪而有成就的炎黄子孙,重返美国。

然而,他刚一靠岸,坏消息就传到了码头。他得知当天早晨,鲁特已与日本大使高平小五郎签署协议,确认了日本在满洲南部地区的管辖权。唐绍仪忧心如焚。他急忙去见鲁特,后者却试图美化其让渡中国满洲领土的负面评价,声称那份协议特别确认了中国对其所辖领土的主权。唐绍仪回答说,这当然是真的,但言外之意似乎也暗示日本可以自由争夺在满洲的利益。这次会见未达成共识。唐绍仪感到,美国牺牲中国的利益来取悦日本人,这让唐绍仪感到失望。他决定缩短行程。他不再沉浸在美好的回忆里了。他乘船回国,途中在德国停靠,试图寻求德国的支持,但也是事与愿违,这让他更加沮丧。

唐绍仪回到祖国,发现中国已经改变了。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皇室的高层贵族们登堂入室,筹划着他们下一步的行动。溥仪和他的父亲根本没有实权,也缺乏保护者。一个足够强大的人若想攫取国家权力,简直易如反掌。很多人担心这个人就是袁世凯。朝廷里光绪帝的支持者不信任袁世凯。毕竟百日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他难辞其咎。如果当时这位袁将军能站在皇帝而不是慈禧那边,那么中国这几十年所遭受的灾难就能避免了。对慈禧的效忠者而言,袁世凯野心勃勃又粗鄙无礼,正是那种会把妨碍他的人置于死地之人,哪怕是皇帝也会被他下毒致死。虽然这些官员们一向分歧很大,但一致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威胁。他被召到紫禁城,仓促宣布解除一切职务。朝廷的正式理由是他患有足疾。袁世凯回到了位于河南省南部的家乡。他精通一点:中国的历史总是轮回的,他只是要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

袁世凯的亲信随他一起走下了历史舞台。教育计划的毕业生们,除了极少数以外,一个接一个被朝廷革职罢免,发配还乡。自从外交任务失败以后,唐绍仪就知道自己不会再有一官半职了。他回到了南方的家乡,这些年身为高官,他积累了一笔财富,给自己置办了一份家产,有网球场和观象台。他并没有计划在这里久居。现在还不到告老还乡的年龄,他才47岁,大部分时间都去做运动,整理瓷器,或在院子里散步。跟大多数官员不同,他们用栅栏把自己的住所围起来,不让农民邻居进入,而唐绍仪的院子是可以自由进出的。同时,他跟袁世凯一样等待着时来运转。

唐绍仪和袁世凯都没有等太久,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了。像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一样,起义最初在一些零零星星的地方开始,而后很快席卷全国。起义的起因很偶然:1911年10月9日,在长江沿岸的南方城市武昌,有人在一个秘密社团的办公室里引爆了一颗炸弹。赶到现场进行调查的警察发现了这个地下组织的成员名册,上面列出了一些军官的名字,这些人想组织斗争来反对当前猖獗的腐败现象;这些人知道将面临拘捕或处决,于是随即起义。几天之内他们便召集了3600人。朝廷官兵试图驱散起义者,但失败了。朝廷官员仓皇逃离出城。武昌便丢失在小皇帝的手里。遍布湖北全省的很多地方强人纷纷效仿,驱赶清廷的代表,杀戮满人。不到两周之后,起义席卷到了南部的湖南省。到月底,已有七个省份发动了反对朝廷的起义。

孙中山,这位被驱逐的改革家,当他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旅馆里获悉这些形势发展时,他意识到他的历史机遇到来了。跟容闳一样,孙中山出生于广东一个小县城,也在少年时就离开了中国。他渐渐地着迷于美国的政治——特别是葛底斯堡演说,每每让他感动,他还喜欢洋人的很多其他品味。例如,孙先生终其一生都有朋友说他不喜欢吃米饭,喜欢牛肉汤。孙中山去了香港,皈依了基督教,以革命为己任。孙先生外表潇洒、气度宽广,是女人的理想伴侣和男人的天然领袖,不久后他就开始投身革命事业。因为缺乏武器和谋略,他在1895年发动的一次起义遭遇惨败,被迫逃离中国。在国外他的主要工作是筹募资金,他得到了欧美爱国侨胞的广泛支持,因为他们觉得孙中山正是中国需要的人。1911年的起义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承认说,“这一次,我没有费吹灰之力”。形势的发展让孙中山激动不已,他告别了洛基山脉,踏上了回国之路。

在中国,事态一发不可收拾。眼看起义军控制了一省又一省的武装,军机处不得不承认现在能够控制事态的只有袁世凯一人了。一个官员代表团去袁世凯的家乡看望他,袁世凯此时正在十个姨太太的温柔怀里享受,他说自己现在很享受这种退休后的生活,已经无意再披上戎装了。经过官员们的一再恳求,袁世凯才答应下来,但有两个条件:他要对中国军队有绝对控制权,另外还能有权根据需要改革立法。官员们急于镇压起义,只得答应了。

袁世凯的军队向武昌发起猛攻,这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很快就镇压了反清廷的武装。但是袁世凯看到了一条可以不战而胜的路。他与一名起义军的头领签订了秘密协议,袁世凯承诺饶过起义军,但起义军必须要在政治上与他合作。11月14日,袁世凯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运用自己新获得的权力,他宣布成立了一个政府,自任首相。他声称中国要想生存下去,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君主立宪制。恭顺的摄政王无力反抗,只能宣布退位。

但是起义风起云涌,起义军已经占领了南部的南京。袁世凯号召革命党的领袖一起建立一个联合共和国。但孙中山却无动于衷。他在圣诞节到达上海,很快就从革命党中脱颖而出,成为最能干和最有名望的人。除了那些在经历过屡次革命失败仍追随孙中山的人以外,他还用领袖魅力和决心赢得了不少新支持者。有一名革命者说,袁世凯的提议有可取之处,中国也许可以由议会和首相来治理,总统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孙中山听了大怒:“如果有人要毁掉我们伟大的革命计划,我绝对不会袖手旁观。”他的反对者一个接一个地退回。孙中山变成了毫无争议的革命领袖。

12月29日,新成立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会议,投票选举新总统。国民大会包括870名参议员,这些人代表各式各样的政治信念,他们是通过一个漫长的地区选举筛选出来的。这个国家历史上与议会最相近的政治组织,以压倒性的票数选举孙中山为临时总统。1912年元旦夜幕降临时,在一个被电灯而不是灯笼照得通亮的大厅里,孙中山作为新政府的元首就职。


—End—


本文选编自《幸运儿:晚清留美幼童的故事》,参考文献略去,题目为编者所拟。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推荐作者相关研究的书目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任何商业运营公众号如转载此篇,请务必向原出版机构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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